“给安排了一条鳄鱼的一个尾巴，那条尾巴应该很大，差不多得有一米，那个摆的，当时就摆的是整个带形的，也很好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贵的，肯定也是预定的，反正就是显示他的热情”，张建津说，“他为什么会请你吃饭，点这个高档的菜，喝这个高档的酒，而且花很多钱。因为他的钱他也是做生意赚来的，他也不是自己就有银行。那因为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，负责着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权。所以投我所好，我高兴了可能跟他合作中的一些事情就多一些，他可能获利的机会就多一些。”

如果以上数字还说服不了罗伯逊教授，那么建议他走出书斋，接触一下他的家乡西澳大利亚州的大小矿山，接触一下遍布全澳的葡萄园主、养牛场主人、樱桃园主，甚至好好向他所在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际招生办了解一下，中国到底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。

《外交部：国际社会应共同反对"疫苗民族主义"》这次会议后不久，杨朔因与作协主要领导难以合作，1962年初离开了作协，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