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比如1月2日，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侯红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了10分钟向全市干部连续提了8个“为什么”。

《北京:5个中风险区 顺义局部聚集性疫情,5人被问责》为避免通告再次被撕毁，永昌派出所在商业区重点位置再次粘贴通告，并在通告正文外题头位置加上“凡是销毁此通告者，一律治安拘留！”的字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