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上面讲的情况有点可遇而不可求,不是每个城市都能碰到,真正有借鉴意义的,还得看下面两种类型。
。宏观层面,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,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,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,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,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,要么“滚”。
《杭州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系某安保公司员工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对儿童取证,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,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,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,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,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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